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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掀起改革高潮（第1页）

一秒记住【xiaoyanwenxue】精彩无弹窗免费！●江泽民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胡锦涛指出：“我们一定要对改革充满信心，同时对改革的难度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增强改革的坚定性和韧性，敢闯敢试，锲而不舍。”

●李鹏强调：“当前改革和发展的时机都很好……我们肩上的担子重，责任大。”

●掀起改革高潮

江泽民说要吸收国外经验

1993年5月12日下午，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中南海会见出席“市场经济体制下计划与市场的作用”国际研讨会的中外代表。

江泽民在会见时说：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如何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搞好宏观调控，对中国来说，还是一个新课题。

他说，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坚持从自己的国情出发；一方面也将注意吸取国外市场经济体制中一些成功有效的经验。

应外国与会者要求，江泽民还介绍了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展和改革开放的情况。

江泽民在讲话中提出的意见被很多正在改革的企业所采纳，广东顺德糖厂便是开先河的企业。

1993年初的两会召开前夕，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到顺德视察。当时的顺德市委书记陈用志和市长冯润胜上交的“作业”是一份调研报告，题目叫做《辉煌的成就，惊人的包袱》。乍看上去，包袱不过是政府的包袱。

1993年，顺德的工业利润和工业税收的75％以上都是由乡镇企业创造的，这些乡镇企业都属集体所有制。在当年顺德的工业企业注册资本中，公有经济占74％。乡镇企业要创业，需要巨额资金，不可能靠政府财政拨款，只有向银行借。

负债经营是早期乡镇企业发展的基本模式。政府急于鼓励企业上规模，调侃的说法是“一袋水果拎到领导家里”，贷款就批下来了，反正钱是银行出。

银行不能不贷。在政治任务面前，银行就是政府的提款机，贷款是由政府出面担保的，而政府本身也是这些“集体所有”企业的资产所有者和行政管理权的最终来源。

在经济状况最好的北溜镇，1993年共向银行贷款27亿元，其中23亿都是由镇政府的经济发展总公司担保，总公司只收取销售总额2％的管理费，却要承担还债的责任。

到1993年3月，197家市级企业总资产117亿元，净资产只有23?5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80％。

“有钱分晒，无钱靠贷，还债靠下一届，出问题走晒”。贷款成了企业的头等大事，为了堵窟窿，越亏越要贷。作家徐南铁在《大道苍茫》里记录了不少这样的企业：

桂洲镇有一家镇办小家电厂，说是每年有990多万元的利润，实际上亏损已达9000多万元，但是依然要求贷款；

杏坛镇一家印染厂，号称年产值3000万元，但是每年亏损过千万元，累计亏损已上亿元，尽管如此，贷款热情依旧。

1993年7月，顺德市委书记陈用志在顺德经济半年总结会上提出，要优化体制，理顺产权，核心在于“从以集体经济为主，调整为以混合型经济为主，逐步提高非公有经济的比例”。

经过10余年的改革和突进，原有体制下“放权让利”的做法已无路可走，曾经催生了巨大财富的“承包责任制”已然成了套在政府脖子上的绞索。顺德官员此时比别的地方更加领会到持续发展的瓶颈所在。

1993年，在顺德方面的主动要求下，省委书记谢非决定把顺德列为综合改革试点市，“中央可以拿一个广东一个福建两个省作改革开放的试点，广东为什么不敢拿一个县来试点呢?”

在当时，姓“社”姓“资”之争的意识形态硝烟还未散尽，一场“公有私有”之间的二次革命又在顺德不事张扬地展开了。

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是大名鼎鼎的顺德糖厂，与当时珠江冰箱厂那种草台班子起家的乡镇企业不同，糖厂有着深厚辉煌的历史。

1934年，当时的国民党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以“振兴地方实业和工业救国”的名义，拿出向捷克购买军火的部分资金来筹建顺德糖厂。一年后，从捷克运回的整条制糖生产线正式投产。

作为国内第一家机械化甘蔗制糖企业，顺德糖厂历经不同时代的改造，生产能力长期居全国同行之首，行内尊称为“中国甘蔗制糖之父”，成为民族制造业的一面旗帜。多年来，糖厂是广东最著名的国企之一，业绩骄人，税利曾一度占到顺德财政收入的40％。

然而世事如棋，一向被看作甜蜜象征的食糖，当时却逐渐被视为健康之大敌，随着食糖市场的不断萎缩，从前被寄寓着南方诗意的甘蔗也被种蔗农民无情地抛弃。

尽管政府在不断提高糖蔗的收购价，从1991年起，顺德的甘蔗产量仍以每年递减80％以上的速度下滑。

到1996年，顺德的甘蔗产量只有几千吨，以顺德糖厂6000吨的日处理能力，还不够开工两天。

制糖业一下成了夕阳行业。

尽管外有压力，但是内无动力。老牌国企里面，自有一套与计划经济相应的沉冗繁琐的办事程序。

1985年至1990年，糖厂历任制炼车间技术员和厂长助理的张绪跃说：

工厂要办什么事程序太复杂，层层报告，从地方到中央要盖几十个公章才批下来，等到批下来，那件事已经没法做了。

厂里的领导，都是国家干部，拿国家工资，干好了，未必仕途就此得意，万一上个项目失败了，搞不好会通报批评，丢官弃职。

张绪跃回忆道，他曾经从美国访问回来带了几个项目，但是当时的厂领导在大会上说：“我们厂不要去干那些项目，干那些项目要冒风险，糖是我们的老行当，我就一辈子干糖。”

20世纪90年代初期，顺德糖厂在免税的情况下，还要政府每年补贴3000多万元来维持运转。到1993年，不得不宣布正式停产。

在政府采取种种优化、合并措施都不但徒劳、反而激发重重人事矛盾之后，厂里2000多员工为了保住口粮，只能杀鸡取卵变卖设备。从运输船到卡车再到生产线上的输送皮带，能卖的都卖了。

与此同时，厂部则大量遣散人员，到1993年下半年，厂里的余下员工已经不足千人，这些人整天聚在厂内策划上访。就这样，顺德糖厂理所当然地被政府看作是改革试点的最佳目标，已经调到顺德德胜电厂指挥部担任副总指挥3年多的张绪跃临危受命。

市长冯润胜对张绪跃的期待是“5年之内，能给职工发工资，养住他们，别闹事”。张绪跃则向冯润胜提出两点要求：

第一，今天我在这个地方负责，这里的所有重大决策都要由我做出。

第二，要把大家都拴起来，大家都绑到一条船上。做好了大家都有好处；做坏了，我们大家一起捆着石头下河，最多我捆着石头走前面。

张绪跃满心希望重生的企业“不能像过去那样说是全民所有实际上是全民都没有”，但改革启动仍需尽力避开“资本主义”的讥讽。为了改变糖厂的国企性质，不能直接把糖厂卖给个人，顺德市委最后采取的办法，是以职工内部持股的方式组建一个公司，再用公司的名义集体租赁顺德糖厂。张绪跃和陈用志颇费思量地把他们的改革首次命名为“转制”。

这个新成立的租赁糖厂的股份公司叫做“金沙实业有限公司”。张绪跃搭上自己积蓄的老本，又借了一些，凑出35万元入股；张绪跃又苦心说服原副厂长萧志毅、党委委员何国英和厂长助理李广生一起再筹集近8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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